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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,辞掉市长去深圳打工,这两年还好吗?

格上财富2019-06-06 22:38:17


作者:张晶

来源:网易《知道》工作室


2015年9月6日,山东省济宁市委原副书记、市长梅永红,正式辞去这个地级市的党政重要职务,来到广东省深圳市一个叫“华大”的基因企业打工。



梅永红1965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,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,后在农业部办公厅做过副处长、处长、办公厅副主任,后到科技部,做了副司长、司长。2010年10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选拔下派,空降到山东省济宁市,2011年11月起担任市委副书记、市长,并且已被列为省级后备干部。


一个风光无限、前途无量的地市级主要党政领导不当,去了一家企业打工,当时很多人无法理解。当时由于他表示过“公务员薪金低”,也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奔着民营企业的高薪酬去的。


辞职后将近两年了,就在前不久,梅永红在一个狭小的工作台,穿着工服向记者说出了自己辞职的原因,他说“我这是一种回归,一种理性回归;我本身就是搞科研的,来到深圳这个民营基因科研机构谋职,等于是回到了我的老本行;人类基因行业大有作为,我在这里完全可以实现我的人生最大值。不过,有人问过我在辞职这件事上后不后悔,我可以果断地说,我不后悔!”


7月14日,华大基因在深交所敲钟上市,正式登陆资本市场。


两年前,梅永红南下深圳,履职华大基因。消息一出便引发关注。在旁人看来,一名在国家部委工作23年、42岁便成为省部级后备、又有地方主政经验的青年干部,没有理由离开。


他沉默两年。近日,梅永红打破沉默。


他说,他用十年时间,才变成一个真正有公民意识的官员。地方任职五年,他开始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。


他奉行他的理想主义,用这种方式与这个世界交往,试图改变,时感挫败,又不愿苟且。褪去官服,他选择归零,重新上路。




1、从梅市长到梅叔


8月10日上午10点,深圳华大基因总部,梅永红来得比平常晚一些。他背着电脑包从车上下来,身穿印有华大基因LOGO的藏蓝色T恤,准备爬楼。他的工位在八楼。


当天凌晨一点半,他刚从昆明飞回深圳。梅永红的助理宋峰峰说,梅叔最近瘦了十多斤。


2015年9月12日,梅永红入职华大基因。同事对他的称呼不一,梅司长、梅市长、梅主任、梅老师,华大基因的员工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,大家商量了一下,称呼“梅叔”。


宋峰峰第一次做高层秘书,有些忐忑,向梅叔汇报工作时,梅叔有时会沉默,不批评,也不生气,“摸不透。”这种沉默让宋峰峰更加不安,他形容梅永红的这种气质为“不怒自威”。


梅永红入职第二天便飞往新疆,他急于做事,短短两年内动作频频。


2016年3月底,华大基因旗下的华大农业集团成立,梅永红出任华大农业董事长。华大农业依托基因技术,全面推进现代农业;10月,梅永红执掌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基因库开库,成为继美国的NCBI,日本DDBJ和欧洲EBI之后全球第四个建成的国家级基因库,也是目前为止世界最大的基因库。


梅永红一个月有一半时间在外出差,每天工作不低于10个小时。他没有单独的办公室,工位在一个靠窗的角落,桌上码着几本书,一些文件。与其他领导的工位相比,梅永红的工位更为整齐,这是他体制内工作留下的习惯。


有时他会在旁边的小白圆桌上接待客人——这是他最舒服的工作状态。


1999年,为参与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(1%部分),汪建创建华大基因,使中国成为继美、英、日、德、法后第6个加入该组织的国家。


2003年抗击非典中,华大基因第一时间破译了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,成功研发并向政府捐赠价值逾20亿元30万份诊断试剂盒。因此历史,谈到目前自己的身份,梅永红更愿意认可“企业管理者”,而非“商人”。


梅永红在多次演讲中谈到一个人——华大基因灵魂人物汪建。


华大基因上市后连续19个涨停,汪建的身价每天以亿为单位上涨,却被称为“最穷的富人”,他在深圳没有车,也不买房,出差只坐经济舱,带两条速干裤,从不用行李箱。


他还给自己做一块“墓碑”,上面刻着“1954—2074”,给大伙讲他要活到120岁的事。


汪建在华大基因上市演讲中承诺,他个人在五年内不减持,并主动提出“想给自己升个官儿”——在深圳残联副主席的职位前加上“常务”二字,目的是“把新增基因性残疾减少、清零;把残联搞小、搞没;升官再把这个官搞没。”


梅永红说,他喜欢与纯粹的人打交道,与汪建为伍很大程度源于此。


很多人问梅永红,离开体制后悔了吗?他说,“我选择离开体制,不是意气用事,更不是心灰意冷。我非常清楚为什么来华大,来华大做什么,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成就新梦想的平台,追求的事业能让我感到满足,我不后悔。”


他坦言,企业的工作压力比做市长时要大。“企业要生存下去,每天睁眼你都必须面对生存压力,保证这么多人活下去,还要满足客户需求。”梅永红说,管理城市的规则已成型,市长只要遵从规则就可以,手里有很多资源,可以发号施令,但是企业手里可调配的资源非常有限。


“很多事情不是你发号施令,是你要身体力行。” 梅永红说。


华大技术需要落地,与地方对接进行试验示范,有时需要求人,梅永红有过纠结,他提醒自己,“你的身份改变了,你要承认这个事实。”



2、公民意识


在华大基因关于梅永红履职华大的公告中,汪建对梅永红在部委长期工作积累的科技管理经验、战略运筹等综合能力十分看好。


梅永红时常会想,如果继续留在部委,今天可能不会和华大站在一起。


幼年梅永红生长于湖北黄梅,18岁离家,赴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读书。同窗杨祖荣对梅永红大学时期的拮据印象深刻。


他回忆道,武汉的冬季阴冷,很多学生衬衫外都套上毛衣,梅永红没有毛衣,衬衫套衬衫,套了好几层。


那是个“大家都穷,富也富不到哪去”的年代。梅永红担任学校《华农青年》的主编,喜欢卖弄文笔,写点风花雪月的东西,文笔颇受学生喜欢。


“那个时候傻傻的,谈不上积累,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排遣。”梅永红谈起20岁的自己,嘴角泛起笑意,一如往时的少年。


1987年,农业部从九十多名同系学生中,选中了梅永红。同年,梅永红从华农毕业,进入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任技术员,开始23年的部委生涯。


1995年,梅永红调任国家科委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一处副处长,两年后,转任国家科委办公厅调研室。此时,32岁的梅永红工作十年,已是一名年轻的正处级干部。


在这一年,梅永红开始写大文件,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战略政策。他说,参加工作十年,他才变成一个社会人,变成一个真正有公民意识的官员。



梅永红想唤醒更多的人。他用十五年时间,鼓吹自主创新,呼吁人们对自主品牌予以关注。


他对数字敏感,擅长举例,习惯反问,讲话的气势很足,这让他的理念听上去更有说服力。


“一个人起初并不是理想主义者,当你的知识和眼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,你会发现你在为理想而生,为理想而活。”这是他工作的第一个十年。


在中国知网检索到40篇梅永红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文章,八成涉及科技、自主创新、体制改革等话题。


梅永红在任国家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时,公开发表《关注“吉利现象”》,文中颇为犀利地指出,从官员到普通百姓,都以坐外国车为荣,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自卑的反映;对自己的品牌不珍惜,不愿付出努力,倚靠在别人躯体混日子,说到底是寄生虫。


今日说起这段历史,梅永红依然忧愤难平,手指狠狠地点着桌面,“我们为什么要把奥迪变成省部级官员的标配,为什么要把日本的考斯特变成政府公务用车的标配?”


他协调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品牌,负责采购的同志告诉他,“只要自主品牌比外国人的车好,我就买。”


“从北美到西欧,任何一个能造车的国家,有哪个国家主体的公务用车是国外品牌?”他干脆自己花12万买了辆奇瑞车。


有人评价梅永红的做法很“书生气”,还有点愤青的味道。他不予理会。


“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提升不仅是科学家的事情,企业的事情,一定是全体国民的事情。每个国家的进步不可能没有代价,但是我们从来没想到,这个代价应该由谁来承担?”他这样说。


2006年起,梅永红升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副司长、司长,“你要研究和制定政策,要去推动体制改革,有点顶层设计的味道。”梅永红开始从更宏观的层面了解这个国家。


第二年,梅永红成为省部级后备干部。40岁做到一个大部委的司长,在国家部委里并不多见。梅永红离京赴鲁西南时,已经担任四年半的司长。


那时,他还不曾想过,几年后主政一方,作为政策执行者的自己,回头看当初制定的政策,会生出新的认知。


3、“宰相起于州府”


去年五月,梅永红收到一个包裹,打开一看,上面覆着绿叶,下面是黄灿灿的杏子,那是山东济宁的一个开荒农民王德红自己产的。王德红费了一番功夫,在网上找到华大的地址,拿捏不准,还是寄了过去。


梅永红很感动。他的微信昵称仍是“微山湖”,时常想念那里的万亩荷田。


时间倒退7年,他对济宁的认知还停留在网上检索的几个关键词。济宁的老百姓也不曾预料,这座鲁西南的小城,将要空降中央下派的一名大员。


《人民日报》记载,2010年10月,中共中央组织部举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到省区市交流任职干部培训班。与以往不同的是,这次中青年干部双向交流任职,全部采取正式任职的方式。


参加交流任职的66名干部分别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,平均年龄46.5岁。梅永红便是其中之一。


任职确定之后,梅永红查了一些资料,了解到这个城市是孔孟之乡,煤炭产业比重比较大,“当真正深入进去以后,这个问题就更加直观了。”


“一个区位优势非常明显,文化和自然资源都非常丰富,交通也非常发达的地方,以挖煤为主,显然难以为继。”梅永红说,济宁的产业结构一定要改。


2013年,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《求是》杂志刊载了时任济宁市长梅永红发表的一篇文章,《资源型城市转型要在科技创新上做文章》,该文一改梅永红大开大合的风格,措辞颇为严谨,“矿竭城衰”四个字立于文首,行文缓而重。


那年7月,美国惠普软件投资20亿美元的惠普人力资源与产业基地项目落户济宁,这是改革开放以来,山东省外资项目单体最大的高端外资项目。


该项目在济宁引发“惠普效应”,中兴通讯、大唐电信、美国甲骨文先后落户济宁,15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向济宁靠拢。


不断丰富的经历开始修正他之前的认知。他深切理解“宰相起于州府”蕴含的道理。


梅永红后来反思,之前做顶层设计的时候,有过不接地气。政策好坏,不在条文本身,而在能否执行。很多需要执行落地的政策,总是悬空,这个悬空是政策制定考虑太理想,实际却因地域文化差异,难以执行。



4、 “做事比做官重要”


2014年国庆假期,梅永红拎着几个包裹,秘书和司机都没跟着,一个人坐火车回黄梅老家,路过大别山,远处青山隐隐。这一年,梅永红琐事缠身。


他到武汉时给朋友打电话,让朋友把自己送回家。杨祖荣说,梅永红是他见过最不像领导的领导。


“梅永红给自己定了条铁律,不允许任何官员到家里拜访,礼品一概不收。”杨祖荣说。


济宁农民王德红回忆,连续两年春天,梅市长带着小女儿来山上种树,没有别人跟着,有时在市里见他开着一辆旧奇瑞车,“从没见过这么低调的官。”


梅永红说,他从未把做大官当做自己的人生追求。他试图扭转这种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”的观念,“利用职权让他们(家人)有更好更体面的工作,我确实没有,这使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有怨言。”


他说,即便在部委工作23年,对官场的认知尚非常有限。


地方工作五年,梅永红第一次想要离开。梅永红在部委工作23年,36岁担任科技部办公室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,41岁担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体改司司长,他希望回到业务口,“之前在农业部科技部,一直做业务工作,我觉得业务口更适合我。”


另一方面,梅永红希望做事时有更多的主动性,而非被动地接受支配。


梅永红曾与汪建长谈多次。辞官前半年,他决定离开体制,“我在体制内一路走到现在,还是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专业的事,做自己更能掌控的事。”


曾经有人解读梅永红的离职与收入偏低有关。梅永红回应,离职并非由于体制内待遇低,谈市长月薪七千的话题,只是让人们认识问题及背后的制度原因。


“我不赞成高薪养廉,但一个县委书记、市委书记,上有老下有小,权力那么大,一个月只有三四千、四五千,你认为这是合理的收入水平吗?”梅永红解释。


有些人谋官跑官的目的是什么?“在我看来,他谋的不是做事的平台,他谋的是有更高的收入,有更大的权力,住更大的房子,坐更高级的轿车,老了以后能住更高级的病房。”梅永红说,“合理的追求利益是正常的,但是通过权力来获取,这就是问题。”


很多人觉得梅永红辞官可惜。他一直倡导一个观点,做官仅仅是一种职业,不应被赋予更多意义。


“做官就是高人一等?一个企业哪怕再大,不如一个芝麻官,好像做官天然的为公,企业就是为自己。”梅永红不以为然。


“当这些企业创造社会财富,解决就业,大量给国家贡献税收,来增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的时候,我们为什么还要纠结于它的身份呢?”梅永红说,同样是做事,人们不应用是否在体制内作为评判一个人做事的初衷,也不应用企业性质评判一个企业做事的价值取向。



5、回归


辞官后,梅永红南下深圳。第二年,华大农业集团成立,梅永红出任董事长。目前,华大农业尚处布局阶段。


他用三十年兜了个圈子,回到原点。


梅永红说,他的骨子里依然是农民,他对农业的思考从未停止。他的老家在长江中下游,稻田在低洼地,进去以后水没到大腿根,梅永红不到10岁就在这样的稻田里插秧。


当时,梅永红的个子比粪桶稍微高一点,从家里的厕所挑粪往田里撒,粪桶磕在石头上,溅了他一身污物,稼穑农桑在他看来“不浪漫。”即便辛苦,他依然吃不饱,夏天一定要吃一顿粥,秋冬一天两顿饭。


“大学毕业之前,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跳农门,希望摆脱农业,希望不再做农民。”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能吃得饱,穿得体面是他的梦想。


直到他身居庙堂,主政一方,他才从更高的眼光看待他经历的一切。梅永红提到任市长时的收获,反复谈到国民性,他说国民性有两面,一面狭隘,一面朴实。


2011年年底,微山湖当时作为南水北调东线的一个输水渠道,为保水质安全,政府要求对湖里的网围养鱼做清理。


梅永红说,他们一百个不愿意,最后都服从大局,把网线扯掉了。有的农民一边扯,一边哭,祖辈“靠湖吃湖”的生计要断了,政府给的补偿远远不够。


“每次想到这个,你就觉得为他们做多少事都是值得的。”他很感慨。


他说,“农民是个特殊的群体。在过去70年,农民一直是牺牲者。我小时候,家里有地,也有劳力,为什么吃不饱?因为生产的粮食棉花首先要交给国家,即使自己吃不饱,穿不暖也要完成上缴任务。前30年,我们通过农业赋税、工农产品剪刀差,让农民交得多收获少,完成中国的工业积累。我们今天谈国有资产,其实我认为最大的股东就是农民。”


“最大的股东”并未获得匹配的收益。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,“那些制定政策的人,愿意把孩子送到农业中去吗?我相信百分之百不愿意。”


“过去依赖不断的投入,我们在短短几十年解决温饱问题,但是今天农业面临的问题,解决难度比三十年前还要大。”梅永红提出一连串的问题,如何让农业实现持续繁荣,如何让农民通过农业获得更多收益,如何让农业为全社会提供更安全的产品。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破题。


梅永红说,农业结构的转换,要看要素结构。结构只有土地和农民,永远是传统行业。要素结构里有技术、有人才、有现代的管理方式,它即被赋予了现代产业色彩。


他尝试依托华大基因的科研和数据资源,从育种开始,使农业变得可控,越来越精细,通过不断的试验示范推广,改变一个区域的农业生态,让中国的农民不再靠天收。


梅永红说,三十年,他扎扎实实走到现在,做这一切的目的,就是要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,因为他不想让后来者,走他曾经走过的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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